■本报撰稿人 张海燕
2024年1月19日，首届“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荣膺“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的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团队；大而化之，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也是全国文化领域唯一获此殊荣的团队。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回眸敦煌文物保护的历史，正是如此。
不堪回首
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灭掉于阗佛教王国，在穆斯林东进以及末法思潮流行的威胁下，莫高窟附近的僧人把历代留存的经卷、画作、社会文书、香炉等3万余件宝物封藏到了藏经洞中，然后砌墙把洞口堵上，在墙面上描绘菩萨像，避免遭受人为破坏。
打开敦煌和敦煌学大门的，是湖北麻城人王圆箓。麻城当地名人录中这样介绍王圆箓：王圆箓(又作圆禄)大约出生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清光绪初，王圆箓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退伍之后，在当地出家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因为习惯了流浪生活，离开酒泉，向西云游，大约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来到敦煌莫高窟。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破坏严重，一片残破，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积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时间。在长期的努力中，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逐步建立起较高的地位。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夏，他在第16窟甬道发现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的藏经洞。
按照封建王朝的规定，发现“祥瑞”上报政府，能够获得物质奖励，甚至获得官职。或许是基于文化保护的考虑，或许是为了获得政府的重视，也或许是为了晋身的阶梯，王道士徒步50公里，找到当时的敦煌县县令。可是这位县令什么都不懂，认为这是王道士拿了两张纸骗自己。王道士只得失望而归。
两年后，敦煌县换了一位新知县。王道士再一次徒步50公里，把敦煌经卷呈给新的县令。这个新县令虽然懂金石，但是他仅仅是把这些作为自己的爱好，而没有意识到敦煌经卷的重要性。大约是勉励了王道士几句，留下王道士带来的经卷把玩一二而已。
王道士仍然不死心。他又挑选了两箱经卷，骑着毛驴，在荒无人烟的道路上，走了400多公里，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廷栋说：“这些人写的字一般呐，还没有我写得好呢！”
无奈之下，王圆箓甚至冒死给老佛爷慈禧写信：“吾同工人用锄挖之，欣然闪出佛洞一所，内藏古经万卷。”依然不了了之。
王道士绝望了。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地理学家、探险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来了，并且轻而易举地“俘虏”了王圆箓。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鲜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一众来自各国的文化强盗，拿着清政府颁发的护照，甚至在当地政府的陪同下，堂而皇之、轻而易举地把敦煌文物裹挟而去。
1910年，清政府发现原来“洋大人”的“莫名其妙”另有深意，决定把剩余的敦煌经卷运往北京，大概是想放到紫禁城中，加上“皇帝御览之宝”的大印，然后束之高阁。遗憾的是，沿途各路封疆大吏对中央政府早已阳奉阴违，本着“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原则，你留几卷，我留几卷，留置案头或者送给洋大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于是，这批“钦定物资”，一路走一路丢，到了北京所剩无几。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王圆箓引为知己。《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写道：“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处安全的地方。”
1941年春，为寻根六朝丹青妙法，张大千开启了他的敦煌临摹壁画之旅，在为期两年七个月的时间内，张大千共临摹了自十六国、两魏、北周、隋、唐、五代、宋、两夏、元等历朝历代的壁画作品达276幅。张大千对前来探望的好友、“监察院长”于右任说：敦煌壁画听任损毁，太可惜了。
1942年9月，在于右任、梁思成、徐悲鸿、张大千等人的奔走呼吁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正式成立。常书鸿借助好友梁思成的推荐，被委任为筹委会副主任。“到敦煌去是我求之不得的愿望，于是我略加思索便表示愿意承担这一工作。”常书鸿回忆。
1943年2月的一个清晨，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一行6人，披着羊皮大衣，冒着刺骨的冷风，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开始了最艰苦的最后一段敦煌之行。在万籁俱寂的戈壁滩上的夜晚，常书鸿想起了在塞纳河畔初见敦煌画册的场景。
1943年3月27日，常书鸿率领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一行共六人，终于抵达了敦煌。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这标志着敦煌石窟结束了约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破坏和偷盗的历史，翻开了保护、研究和弘扬的历史新篇章。”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说。
可惜好景不长，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解散研究所，所内全部工作移交敦煌县政府。
1946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恢复，划归中央研究院。以北平艺专的学生为主，如段文杰、郭世清、李承仙、欧阳琳、孙儒僩、史苇湘等20余人加入。1948年8月，他们在南京举办大型《敦煌艺展》，展出作品500幅，引起轰动。他们的“敦煌”，是美术的“敦煌”，而非文化遗产的“敦煌”。
换了人间
1949年9月28日，敦煌县城和平解放。第二天，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保护敦煌千佛洞”的军令就传到了莫高窟。
1949年10月 酒泉专区人民政府接管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1950年8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任所长。这是文化部的直属单位，经费、人员都得到了保障。
1951年春，敦煌文物展在北京故宫午门楼上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型文物展览，展出壁画临摹本及各种文物共计1000余件，展览时间长达57天。期间，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把三个展厅逐一参观。周恩来还对常书鸿说，1945年时，他在重庆就看过敦煌摹本展览，“现在规模大多了。”
1958年8月 敦煌文物研究所被下放甘肃省文化局直接管理，接受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业务指导。
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敦煌莫高窟(含西千佛洞)、安西(今瓜州)榆林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2年1月，常书鸿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段文杰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
1981年8月，邓小平一行来到莫高窟。在详细听取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汇报后，邓小平主动询问：“你们有困难没有？”指示立即解决问题。他强调：“敦煌的保护是件事，还是件大事！”
1984年8月，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常书鸿任名誉院长，段文杰任院长。
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敦煌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95年，敦煌研究院获文化部、国家人事部授予的“全国文化先进集体”称号。
1998年，敦煌研究院获国家文物局、国家建设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授予的“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2003年3月，《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实施。
在领袖关怀下迅速成长
党的十八大以后，敦煌研究院迅速成长，取得了骄人业绩。
2016年12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将由甘肃省文物局管理的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永靖炳灵寺石窟文物保护研究所、庆阳北石窟寺文物保护研究所整建制划归敦煌研究院统一管理。
2017年1月，敦煌研究院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樊锦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2019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授予樊锦诗“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2019年4月，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王旭东任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副部长级）。
从樊锦诗身上，我们看到了党和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和充分尊重。
2019年8月19日至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甘肃考察。8月19日上午，习近平从北京乘机抵达酒泉市所辖敦煌市，即前往莫高窟考察了解莫高窟历史沿革和文物保护研究情况，并走进洞窟察看历史悠久的彩塑、壁画。他强调，要十分珍惜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加强石窟建筑、彩绘、壁画的保护，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习近平接着来到敦煌研究院，察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听取文物保护和研究、弘扬优秀历史文化情况介绍，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他对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表示肯定，强调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同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果。要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更加广泛地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同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增进民心相通。要加强敦煌学研究，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要关心爱护科研工作者，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为科研工作者开展研究、学习深造、研修交流搭建更好平台，提高科研队伍专业化水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谆谆教导，是广大文化工作者砥砺前行、奋发进取的思想上的光辉指南和行动上的不竭动力。
2020年1月，敦煌研究院获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的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时代楷模”称号。同时，获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授予的“感动甘肃·陇人骄子”称号。
刚刚过去的2023年，敦煌研究院更是获得了无数荣誉。
2023年2月1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专栏以《探索应用新技术 擦亮“千年敦煌”》报道了敦煌研究院的事迹。报道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文物不可再生，“保护第一”是新时代文物工作的首要遵循。敦煌研究院探索多种创新手段，实现从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到主动的预防性保护，擦亮了“敦煌文化”这颗世界文明长河中的璀璨明珠……经过不断探索，敦煌研究院文保团队已研发出一整套洞窟壁画的数字化保护关键技术和成果转化体系：1:1毫米级精度、高保真的复制洞窟的构建让远在大漠的千年瑰宝走出敦煌走近观众；以全民共享为目标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已实现30个经典洞窟整窟高清图像和虚拟漫游全覆盖；新研发的“云游敦煌”小程序重现千年前莫高窟人流如织的点灯夜景。系列转化成果新创意十足，让观众欣赏石窟壁画突破时空限制。
3月26日，由国家文物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主办的2022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山西省太原市圆满闭幕。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敦煌研究院李波、付有旭、乔兆广3名选手分别荣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与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全民阅读大会·2022年度中国好书》颁奖盛典播出，2022年度中国好书名单揭晓。敦煌研究院编著的《敦煌岁时节令》从众多优秀图书中脱颖而出，入选“2022年度中国好书”。《敦煌岁时节令》自2022年出版以来深受好评、荣登各大好书榜单，先后入选2022年5月中国好书榜单、2022年6月《光明日报》“光明悦读”荐读、微博2022年度人气新书NO.1、2022年度凤凰好书特别奖、2022年度《央视读书精选》榜单等。
5月18日，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主办的“第二十届（2022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活动”终评结果揭晓。敦煌研究院与香港文化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敦煌—千载情缘的故事”展荣获国际及港澳台合作入围奖。展览介绍称，在艺术呈现和内容解读方面，展览不但利用多样化的数字展陈手段为观众提供了一个虚实、动静的有体验感的沉浸式的展示空间，呈现了一场美学的视觉盛宴，还首次尝试制作只有一件展品的展览，在400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对《报父母恩重经变》进行解构、重构，通过多样化的呈现手法，让文物说话，情景化、动态化地再现了一个个小情节、小故事，展现了父母子女之间的感人故事，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思想。整个展览让敦煌“动起来”，带领观众“走进去”，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敦煌艺术的神韵和魅力。
5月23日—25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联合主办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技术合作发展论坛”举办。《中国-上合组织国家数字领域合作案例集(2023年)》在此次论坛上重磅发布，敦煌研究院“数字敦煌”入选。“数字敦煌”资源库自2016年上线以来，以内容形式丰富多样、代表性突出、体验性强，在海内外赢得广泛赞誉。截至2022年底，“数字敦煌”全球访问量超过2000万人次，访问用户超过78个国家，成为国际学术界和大众共享敦煌文化的权威平台，在实现永久保存敦煌文物的同时，为学术研究和多元利用提供无限可能，有力促进了网络空间的国际交流合作。
6月16日，新华社报道《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报道中写道：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大力弘扬和践行爱国奋斗奉献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接续奋斗，充分彰显了为国为民奉献的家国情怀、为事业无怨无悔坚守的敬业品格、为文化传承发展拼搏奋斗的执着追求，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是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守护人。70多年来，他们扎根大漠，不计个人得失，舍小家顾大家，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无私的奉献精神，精心保护和修复敦煌石窟珍贵文物，潜心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艺术，努力探索推进文化旅游合理开发，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赞誉。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70多年不间断的接续奋斗，使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成为可能，也铸就了一座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7月，敦煌研究院郭俊叶研究馆员完成的专著《敦煌莫高窟土塔研究》由北京的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著作是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成果《莫高窟及其周边古代土塔遗址调查与研究》（批准号为22KKG003）的最终出版成果。《敦煌莫高窟土塔研究》分为调查篇与研究篇两部分内容，主要对敦煌莫高窟及其周边现存的古代土塔遗址做了全面的考古调查，用文字、测绘、摄影等手段详细记录了塔的位置、内容、保存状况，考订其题材与年代，研究其艺术风格及宗教内涵。该书首次调查、公布了大量土塔信息，填补了相关空白，并从宏观角度重新审视一个石窟寺的布局和宗教意义，是敦煌学从石窟、文献研究扩展到其他遗址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
7月10日，“樊锦诗星”命名仪式在敦煌莫高窟举行。
为褒扬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为中国石窟考古与保护作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编号为381323号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樊锦诗星”。
9月7日，在纪念《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五十周年之际，为表彰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联合国教科文东亚多部门区域办事处为敦煌研究院、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颁发了“杰出贡献奖”。
9月，第21届全国青年文明号集体评选结果揭晓，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荣获“全国青年文明号”。此次命名表彰由共青团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文化和旅游部等23家全国创建“青年文明号”活动组委会成员单位联合开展。获奖介绍称，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是一支以青年为主的讲解服务团队，从初期5人单一语种讲解到现在近300人可提供六个语种的专业接待服务团队，共接待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游客2100多万人次，数字展示中心观影场次达17000多场，游客满意度达到99%以上。部门现有研究馆员1人，馆员6人，助理馆员71人；党员30人，共青团员79人；35岁及以下青年在部门总人数中占比73.6%，是全国文化遗产地和博物馆系统中规模最大的青年讲解服务团队之一。
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号召，以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等为榜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优良传统，勇攀科技高峰，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图片提供：敦煌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