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平
中国历届领导核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人们对一切真知的认识，都是从实践中来的，反过来再指导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我们党总能在紧要关头，针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伟大而准确的判断。
毛泽东同志写过很漂亮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写过《论十大关系》，四次集中学习和讨论过《资本论》。还研讨过、研究过苏联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以，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够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使一个旧中国能够很快地走向新中国，能够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起我们的旗帜，使我们站起来。
拨乱反正后，邓小平同志发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一个国家一定要把经济发展上去。所以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
有一部电视剧叫《邓小平》，邓小平说，中国什么时候开放，中国什么时候进步；中国什么时候封闭，中国什么时候落后。所以邓小平理论很重要的两点：一个是从实践中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是改革开放。开放让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改革可以是改掉不适合生产力的部分。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摸到1992年，我们终于摸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今天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分不开的。
江泽民同志又非常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特别是其中所讲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代表。
胡锦涛同志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同志继往开来，在这个基础上有一系列闪烁着真知灼见的、伟大的、适合我们中国实际，而且高瞻远瞩的经济学观点。这些经济学观点都转化为对我们经济现实的指导，其中最主要的是“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阶段”，以及当前所讲的“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和历届中央领导之所以能够在关键的关节点上高瞻远瞩，正是因为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实践出发，从人民利益出发。正是因为他们从实践出发，提出这样的伟大思想，我们才有了蓬勃的发展。
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铺平了道路
中国共产党做得最好的是从实际出发。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列宁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但是不行。列宁又搞了新经济政策，允许商品货币关系存在。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进行了一系列探讨，按照历史前进的步伐，先后经历了解放初期的国民经济关键项目的建设、农业合作化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些在当时都是必要的。然后我们党又从实际出发，及时地纠正了浮夸风等等问题。
我们最终发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低效的，所以我们就在探讨中不断地寻找新的路线、路径。我们最终寻找到这种体制，这个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从实际出发，不断调整我们的体制，不断调整我们的政策，使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创业的、干革命的、发展经济的激情调动起来。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我们今天终于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伟大的是解放思想。当时有讨论，先是民间的讨论，到底什么东西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在以前，我们的思想还束缚在“两个凡是”的里面，思想不解放。大家一个共同的认识，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践相符合的，就是真理性的认识；和发展的实践不相符合的，我们就要在前进中加以修正，这个过程是永远没有完结的。
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的思路就开阔了，我们就敢探讨了。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比如说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认定“两权分离”的情况，我们也可以搞商品经济。这个探讨包括农村承包制、包括国有企业的一系列改革。邓小平同志管它叫“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当时就是要改革，就是要开放，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到底向什么方向走，当时还不明确。
随着实践的发展，随着我们知识面的扩大，随着我们认识的提高，到了1992年，我们终于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原来认为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认为，市场经济不仅资本主义能搞，社会主义也能搞。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个历史性的、伟大的贡献。
今天你看一下全世界，凡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经济都发达。你看一下全中国，凡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都发达。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实践的不断探讨，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没有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辉煌的、伟大的成就，就没有中国人民富起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于中国，优于世界
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诞生之前，它就是和资本主义结合到一块的。但是市场经济也有各种各样的模式，欧美国家，准确地讲应当是美国和英国，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现在也越来越多政府的干预。在很多领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度、灵活度、开放度，已经落后于敢于尝试、敢于冒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世界上都是黑天鹅的时候，大家认为天鹅就是白的，出现一个黑天鹅，马上就认为黑天鹅就不是天鹅，当世界上都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时候，就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当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时候，就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这显然是荒谬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走华盛顿共识，一搞就中国就绝对乱。也不可能走原来的老路，不可能抛弃了社会主义去选择纯粹的市场经济。一是基于中国国情，二是基于在真理标准的审视中，纯粹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我们要走一个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路，这个路就是把社会主义的特性、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又发挥了政府调控的优越性。
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是一个实践性的命题。各个国家都在寻找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均衡点，每个国家的均衡点是不一样的。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产生之前，人们都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之后，人们认为市场经济也可以和社会主义结合到一块，而且结合得很好。
例如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结合得很好，充分体现在疫情的抗击上。如果把医院全部私有化，全部搞成典型的私有制、私有医院，就没有千千万万的白衣战士逆行驰援武汉。
口罩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一个一般的商品，而到了疫情时代，就是一个特殊的商品。这种特殊的商品可以有两种生产方式：一种是按市场的方式去生产，一个是慢，二是可能没有分配到更需要口罩的岗位上。穷人可能戴不起口罩，也打不起疫苗。我们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政府的作用，我们采取政府出面加以组织的这么一种方式，很快就解决了口罩的生产问题。这些都表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
还有一点，讲到创新也是这样，有一种市场化的、自由的创新，还有一种集中国家力量的国家队的创新。国家队创新在我们这儿特别重要，特别是原子弹、特别是关键性的制造业。所以，这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块的一个美妙的制度安排。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成功之处，就是把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没有市场经济的话，李书福不会觉得他还有那么大的潜力，任正非也不会觉得他有那么大的潜力，海尔的张瑞敏也不会想到他有那么大的潜力。人的潜力是无限的，有的体制压抑了人的创造性，有的体制挖掘了、开发了人的创造性。而人的制造性一旦开发起来，那是不得了的。
共同富裕是我们党一直追求的目标。从我们党建立那一天起，就以普天下劳动人民的福利、幸福为我们党追求的宗旨，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要部分人先富，带动共同富裕。如果两极分化的话，改革开放就失败了。习近平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高。他说，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涉及我们党执政的基础，是一个政治问题。
当然，共同富裕肯定不是共同贫穷。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叫个“一二一齐步走”，大家一块富裕，在一个时间段，那是不可能的，在时间上有差距的。但是这个时间段差距不能太长，你都富了100年，我还在后边追着你，赶着共同富裕。而且差距可能也不能太大，要在人们心理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人们的心中有一杆秤。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做了很大的努力，除了提高一线工人创造价值、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最基本的工作收入之外，我们还进行了全世界举世闻名的、空前的脱贫运动，而且脱贫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在今年宣布没有贫困县，这是全世界放到哪个国家都难以做到的一个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做到了。
习近平经济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贡献
2014年前后提出了“新常态”，使得我们国家的经济进入了一个稳健的中等偏上的、高质量的发展阶段，而不是快速的、两位数的发展阶段。我们完成了长身高的阶段，我们现在是强身健体的阶段。
2018年又提出了“新时代”。紧接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来，新时代的显著特征是高质量经济发展，使我们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是：粗放经济不行了，你应当创新，你应当高质量了。
这一次，习近平同志又提出来“新阶段”，他的完整的表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阶段”。这一个“新阶段”是一个层次更高的提法。大家都知道，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原来可不是这样，原来想着我们很快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什么时候提出来呢？是1984年前后。在高级阶段，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但是从实际出发，如果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没有商品经济，没有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发展的效率是低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实践出发，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想搞商品经济，我们想搞市场经济，在理论上要高度统一的话，在逻辑上要一致的话，我们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意味着公有制还有不成熟的地方，意味着非公经济还有发展的空间，意味着商品货币关系还可以搞。
邓小平对198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给予高度评价。那个《决定》认为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是可以搞商品经济的。这是我们党从实际出发，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经过40年的建设，哪怕它还是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也进入了新阶段。我们在这种背景下应该解决一个全新的任务，就是中国人民真正从站起来、富起来，接下来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强起来。
这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新阶段的含义和新阶段的战略定位，以及新阶段下我们中华民族面临的伟大任务。
习近平很早就提出了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总结得很好。这次习近平同志围绕着新发展理念讲了三点：
第一，经济发展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利益。而且提到政治的高度，涉及我们党执政基础的问题。
第二，提到了应当有问题意识。我们只有看到问题，解决了问题，然后才有新的进步。我们经济发展了，但是潜藏着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过度金融化。过度金融化就可以造成两极分化，过度金融化就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实体经济里边的制造业，涉及谁来装备中国的问题；实体经济里边的农业，涉及我们中国人饭碗的问题。
他讲的第三点，就是要有忧患意识，时时刻刻使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准备。
这是习近平讲的应当有问题意识，应当有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然后防范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的发生。灰犀牛就是：潜在的风险是存在的，哪一天爆发的问题。黑天鹅就是小概率事件。
习近平同志还讲到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就是以内需为战略基点，但是毫不放松外需。习近平同志讲，必须两句话一块讲，不能只讲前半句不讲后半句；也不能只讲后半句不讲前半句。这是怎么提出来的呢？习近平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他去年4月份到浙江调查，发现由于新冠疫情，很多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断了。他就发现，必须把关键性的产业链、供应链掌握在自己手里。全世界都是这样一个认识，所以全球化的步伐放得迟缓了。各个国家都接受了这个教训。
第二，美帝国主义对中兴、华为的制裁，我们也发现关键性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第三，我们国家大，市场本身就比较大。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小国应当是不一样的。
第四，我们经过多少年的发展，积累了足够的消费的力量。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习近平同志提出来新发展模式、新发展格局。
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旧发展格局，旧发展格局就是产业风险很大。用习近平的话讲，就是生产什么东西都能挣钱，生产多少都能够卖出去。第二就是便宜。劳动力便宜、环境便宜、资源便宜。我们可以发挥后发优势，我们可以用人家的技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们的目标是经济增长速度。旧的发展模式很快实现了它的目标，但是今天继续原来的发展模式就不行了。因为已经存在的条件不存在了，我们面临的任务也不一样。
我们要实现新的发展格局，关键是创新，关键是提高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我们的消费能力；关键是打通政府方方面面的、在服务环节的堵点和难点。这些东西都做到了，我们既重视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又重视外需，相信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创新，我们的经济就可以高质量发展。
（本文由张海燕根据采访录音整理，发表前经作者本人审核同意。）
作者简介：
李义平
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副会长、首席经济学家
